文学重庆⑭｜禺韵悠扬：曹禺与重庆的文学交响

新重庆-重庆日报

山城重庆，是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的避风港，也是众多文人墨客的创作圣地。在这座充满烟火气息的城市里，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最为重要的剧作家、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的唯一现代剧作家曹禺先生度过了一段峥嵘岁月。重庆作为曹禺抗战时期创作与生活的重要舞台，以其独特的地理和文化环境，成为曹禺艺术生涯中一段可歌可泣的难忘历程。

一九三八年元旦，抗日战争进入了最为艰难的阶段。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里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曹禺作为剧校主任随剧校战时巡回剧团乘船西行，走湘江，穿洞庭，到宜昌，再过三峡，曹禺站在船头，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烟波浩瀚，但此时的他却无暇欣赏大自然的秀丽景色，此番入渝对他来说是逃难，是避险。终于，曹禺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到达重庆。此行虽路途遥远，但曹禺并没有让自己沉浸在长途跋涉的艰难困苦中，据赵韫如回忆“学校所藏图书大多都在船上，因此万先生在船上也能看书，还能给我们读剧本。他讲剧本时是带着感情去讲的，告诉我们每个人物的性格、情感和人物关系。”

初到重庆的曹禺，住在位于上清寺的剧校旁枣子岚垭一临时处所。他细致指导学生排演话剧《雷雨》，“把每个人物该是什么动作，什么心理，每句台词的感情分寸，一边示范，一边解释，讲解得细致入微”。身为教务主任的曹禺还积极联系聘请教师黄佐临、金韵芝（丹尼）、张骏祥、梁实秋、陈白尘、孙增爵、戈宝权等一大批名人，一时间重庆剧校人才济济。

曹禺在重庆的主要成就是戏剧的创作导演以及戏剧理论的阐发。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曹禺参与编写与导演的《全民总动员》（出版时更名为《黑字二十八》）在重庆国泰大戏院公演，此剧将许多的著名作家、导演、演员团结起来倾力合作，成为轰动雾都的盛举。此剧公演后，重庆《新华日报》《时事新报》《国民公报》和《中央日报》等就该剧题旨、化妆、布局、灯光、演员的演技各方面都发表评论。一九三九年四月，由于日寇加紧了对重庆的轰炸，国立剧校奉令疏散到了重庆300多里的川江南岸名为江安的偏远小县城。在这里曹禺顶着胃病的折磨完成了《蜕变》的创作。曹禺本以为这样一部鼓舞抗战的剧本公开上演根本不是问题，但是《蜕变》的演出却受到了国民党的百般刁难，曹禺携张骏祥一齐到重庆国民党当局讨要说法，曹禺据理力争、寸步不让，“戏怎么写，作者最有权利，到底是你们懂戏？还是作者懂戏？写戏还得听我们的！”经过反复较量，《蜕变》终于在重庆得以公演，并受到重庆人民的热烈欢迎。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作为曹禺创作高峰的《北京人》在重庆抗建堂首次公演，引起巨大反响。一九四二年底，曹禺担纲男主角莫扎特，参演《安魂曲》，在文化知识界反响强烈。陶行知在看了《安魂曲》后感动得流泪，夜半敲钟带领“孩子剧团”观看《安魂曲》。

曹禺在重庆不仅留下了丰富的戏剧创作表演成果，而且还非常重视抗战戏剧的理论建设，在多次演讲中集中表达自己独到的理论思考。一九三八年夏，剧校举办“战时戏剧讲座”，七月二十五日曹禺在重庆木牌坊英年会讲《编剧术》。曹禺本准备了讲稿，但他面对这些渴望求知的热情的青年朋友，兴致很高，全程脱稿讲演，就“戏剧的三个条件（舞台、演员、观众）”“编剧的过程”等进行了深入浅出讲解。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曹禺应重庆南渝中学（今南开中学）怒潮剧社的邀请，发表题为《关于话剧的写作问题》的讲话，提出创作态度问题，指出“近来的抗战戏剧，故事往往太离奇，反使人不信，所以选材上应力求平凡，再在平凡中找出新意义。”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九日，曹禺应邀到上清寺储汇大楼发表题为《悲剧的精神》演讲，是曹禺最为重要的戏剧理论成果之一，前辈学者胡润森先生曾指出“这篇讲演对我们理解他的悲剧观念，进而研究他的悲剧艺术，有着不容忽视的特殊重要性”，可谓不刊之论。

曹禺十分疼爱学生，剧校的学生们回忆到“万老师是最没有什么架子的”，学生们常常跑到他的家里，吃泡菜、腊肠、糖果，听曹禺有声有色的谈论文学、戏剧。曹禺还会脱下他的长袍，和学生一起打篮球，搞得浑身是土。从上海来的一位名叫吕恩的流亡学生因同学们对他有看法不想读书了，曹禺帮他擦眼泪，把铺盖卷打开送他回宿舍说“还是不走吧！没有关系的，会好起来的。”但同时他对学生也十分严格，希望学生写戏要在思想和艺术上有真正的追求，而不是表面上的热热闹闹。

在重庆期间，曹禺与许多朋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朋友不仅在思想上给予曹禺巨大的支持，也在精神上成为他坚强的后盾。代表人物可列出三位：周恩来、叶圣陶和巴金。一九三九年冬，曹禺接到周恩来同志的信，邀请他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做客，“总理的话使我坚强，给我力量，我相信共产党是坚决要抗战到底的！从那时起，我靠近了党”“从那时起，总理的光辉形象在我心理生了根”。周恩来作为曹禺革命文艺工作的引路人，带给曹禺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周恩来对曹禺也是关爱有加。一九三八年，彼时正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任课的曹禺结识了同在复旦大学授课的叶圣陶，曹禺对叶圣陶尤为敬重：“我从他那里得到教益，是很难忘怀的”，叶圣陶则在写给好友的书信中赞誉曹禺“能干，诚恳，是一位好青年”。在重庆，曹禺交往最多的当属巴金，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深深温暖着曹禺的心。曹禺在重庆时时常囊中羞涩，“有时一天就啃两个大烧饼，有时连烧饼也啃不上，这种时候我就跑到巴金家里，又吃又住。”巴金始终默默支持着曹禺的创作，亲自为《蜕变》写《后记》，将曹禺创作的一部部作品送到读者手上。一九四二年夏，曹禺还在重庆唐家沱的一艘火轮上完成了将巴金长篇小说《家》改编为四幕话剧的工作。

一九四六年，曹禺、老舍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曹禺于二月上旬离开重庆。如今，当我们再次翻开曹禺的作品，仿佛还能通过他的创作，听到当年的市井喧嚣，感受到英雄城市的文化气息。重庆，因曹禺而更显深邃，而曹禺，也因重庆而更加丰满。

漫步在嘉陵江边，看着江水静静流淌，恍惚间，仿佛又看见曹禺先生那挺拔的身影……

（杨梓悦 凌孟华）